© 原创 东彩地 | 一帆

它的第十个头被猎人射杀，无头的脖子上鲜血淋漓，它带着十个脖子九个头飞过华夏的天空。

他们聪明能干，善于抓住商机，生存能力强，但好胜心太强，脾气暴躁，容易发怒失去冷静，容易得罪人，常常会一夜之间毁掉自己建立的商业帝国。

他们是九头鸟，他们是湖北商人。

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小伙。

四十年来，“湖北小伙子”上演了一幕幕企业家的诞生、崛起、成功、失败、没落、重生……

主人公有兰世礼、雷军、闫智，还有不是湖北人，但命运却与湖北紧密相连的牟宗宏。

他们在不同时期成为不同次元的“首富”，在惊涛骇浪中奏响一曲震撼人心的命运跌宕交响曲。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取决于他自身的努力，但同时也取决于历史的进程。”

改革开放的消息传出时，牟宗琪已在监狱里待了大约四年。

1974年，牟宗祺因与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杨小开合作撰写了批判文革和“四人帮”的万字文章《中国往哪儿走》而被逮捕入狱，并被判处死刑。

原本即将成为又一个“林昭”的牟宗宏，却因改革开放实现了人生的惊人转折。

改革开放的本质是思维的转变。

后来，因思想信仰被判刑的牟宗红在改革开放的第二年就被平反释放，随后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创业生涯。

改革之风也吹进了阎志位于大别山偏僻小镇的家里，40年后，他在《给40年的一封信》中回忆道：“我还记得，父亲的书桌上有一本书，叫《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精选》。

1978年，第一批大学生走进校园。前一年恢复高考的决定，成为几千万中国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大学校友兰世立、雷军、闫智等都是高考制度的受益者。

牟其忠也曾有过上大学的梦想。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考入武汉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但半年后因户籍问题被迫退学。这是他和武汉这座城市结下的第一段缘分。后来，闫志又是一个生死被户籍制度操控的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初期，动乱刚刚平息，整个社会思想活跃，但法律法规依然严厉。在这个充满探索的年代，拥有了第二次生命的牟其忠在实践中看到了真理的模样。

牟宗琪以300元贷款创办的中德商店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私营企业之一，经过多年的演变，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南方集团。

那个问“中国要去哪里？”的年轻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去探寻答案。

如今各大电商平台引以为傲的“七天换货保障”，是牟宗琪30多年前在中德商城就已用过的绝招，他所推崇的“四代同堂”在当时更是创新的商业策略。

然而当真相尚未被大众所知时，那些探索、接触真相的人却更容易被视为异端。

20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下，牟宗宏利用信息不对称，倒卖铜钟等商品，成为最早的“走私犯”之一，在积累原始资本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投机倒把”的罪名，第二次入狱。

“牟宗琪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创办的企业，其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严重冲突。”一位经济学教授在分析牟宗琪入狱原因时表示。

1974年，牟其中第一次入狱时，又有一人因言论被定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因出版描写苏联监狱制度的书而被判刑，其代表作《古拉格群岛》被驱逐出苏联。

就像当年浓眉大眼的汪精卫在叛国之前，为国刺杀摄政王载沣是一位英雄，写下“拔剑成片，不负少年心人”一样，在那个严酷的年代，那些敢于挑战不公平制度，还未成为“首席骗子”的牟宗宏，也堪称“中国的良心”。

但作为最熟悉中国监狱制度的企业家民航刘德华简历，他并没有写出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而是在1983年第二次入狱后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据传，牟其忠大胆地向当时的中纪委送交了申请书，申请书上究竟写了什么，无人知晓，人们只知道，申请书送到北京后不久，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牟其忠就被释放了。

此时，历史已进入1984年，即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统治的一年。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牟其忠开始相信“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这份野心为他接下来十年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为他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日后，另一个像牟宗祺一样坚信人类能够征服自然的人，是出生在武汉的兰世礼。

此时，他、雷军、颜值都逐渐步入成熟期，为登上历史舞台做着最后的准备，美好的未来在向他们招手，而残酷的现实却还未向他们展现出冰冷而逼人的光芒。

中国在愚昧的改革探索中度过了80年代，又在东欧剧变的冲击下与世界各国一道迎来了破旧立新的90年代。

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的人们推动了东西德的统一；叶利钦站在驶进首都中心的坦克上的演讲标志着苏联解体的开始。

在统一与分裂的过程中，旧世界的秩序瞬间崩塌，曾经坚不可摧的信仰土崩瓦解。但也正是在铁幕的废墟上，迸发出了蔓延至中国的和平与繁荣的火焰。

1992年“南方谈话”强调发展才是唯一出路，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宣布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而新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改革开放。

《春天的故事》已正式进入第二章，故事的主旋律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确立，释放了年轻人放手去做大事的更多可能。

“老人家写诗写南海”时，兰世立已经从武汉大学毕业两年，创办了东兴电子有限公司。

“严格地说，我在武汉开了第一家电脑公司，后来发展成了一条街。”兰世礼曾自豪地回忆道。

随后的几年里，东兴的版图拓展到餐饮、房地产、旅游业。

但90年代的兰世礼与东星，仍未褪去青春的色彩，人们提起“东星”二字，首先想到的便是当年同时火爆两岸三地及香港的《古惑仔》系列电影里的东星。兰世礼的东星，直到进入21世纪，才会上演更为壮丽的剧情。

比兰世立晚一年从武汉大学毕业的雷军也开启了他的创业之旅，这个来自仙桃的计算机专业学生写过加密软件、写过编程书，还创办过没能逃脱破产命运的三色科技有限公司。

1991年，雷军在一次计算机展会上结识了自己的恩师——WPS之父、金山软件董事长求伯君，在吃了一顿全聚德烤鸭后，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金山软件，并来到了“南方谈话”的举办地之一珠海。

两年时间，号称“能连续72小时不睡觉写代码”的雷军，从实习生升至北京金山软件公司总经理，年轻有为，雄心勃勃，决定干点惊天动地的事。

雷军的大项目是一个基于Windows的办公套件，这个包罗万象的软件叫“盘古”。

然而，当时并不发达的计算机市场无法消化过于宏大的“盘古”，更承载不了雷军的野心。他设想的开天辟地变成了现实中的世界毁灭，金山被“盘古”拖累，陷入资金困境，几乎成了一座“荒山”。

盘古的失败，就像是被造物主的斧头砍在了脑袋上，他说：“那一年，我失去了理想。”没有了理想，雷军变成了一具沉迷于迪斯科的躯体。

有些人喜欢写代码，有些人喜欢写诗。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不学诗，无从抒情”的理想主义年代，在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颜值，带着第一本诗集《风云》走出大别山，奔向未来。

雷军为盘古的开发和推广投入了200万元，而严良则只身带着200元钱来到武汉，成为《市场时报》的自由撰稿人，出版了多部诗集，获得过石马诗歌奖的许彦直，本可以成为又一个海子。

改革开放打破了出身论，却没有打破户籍的限制。严良入报不久，就因户籍问题无法转正，成为被裁员对象。诗意的浪漫，经不起生活的无情。

求伯君是雷军的恩人，而颜值又很幸运，能在自己最低谷的时候“遇到”刘德华。

1996年，闫志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天若有情-王中王刘德华》，文字的力量再一次得到体现，凭借这本书的2.5万元版税，他不仅还清了贷款，还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

同年承包了之前自己失业的《市场时报》家电广告版块，成为中国最早的软文写手之一，并开始与VCD商家进行营销合作，买断了武汉地区14家媒体的家电广告代理权。

彦直还联合品牌商家推出了特约经销商店推广的代理权，并用曾经写过诗的手，在汉口前进四路挂上了“特约经销商”几个字的铜牌。

依靠广告代理、特约经销铜牌业务，闫志的卓尔广告公司在短短两年间成为当时湖北最大的广告公司，从此，诗歌和远方在滚滚的经济热潮中变成了金钱和市场。

随着三个年轻人相继赚到第一桶金、经历创业的酸甜苦辣，牟哲熙完成了从爬到顶、冲上太空、再滑落的全过程。

虽然因倒卖而入狱，但牟宗琪却认识到倒卖的无限潜力，出狱后，他将自己的倒卖技巧发挥到了极致。

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牟其忠的南德集团用苏联的皮带、罐头等轻工业品换来了4架图-154民机，被称为“飞机罐头”，这批飞机随后被卖给了四川航空。

倒卖飞机的成功刺激了牟其忠更大的航天梦，1995年，南德集团投资的“航二”卫星在俄罗斯成功发射，牟其忠设想三年内发射60颗通讯卫星，把地球“全部覆盖”。

纵观宇宙浩瀚，他也没有放弃地面上的帝国。南德集团与满洲里市政府达成合作协议，牟其忠誓言“要把满洲里打造成北方的香港”。

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牟宗宏成为中国第一个赚到亿元的民营企业家，并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耀眼的头衔：世界首富、中国民营企业家第一人、中国改革人物、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大陆超级富豪第一名……

但“发射卫星”一词却有夸大、虚假的内涵，暗示繁华不会长久，虚荣终将暴露，对于相信风水的商界人士来说，“发射卫星”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1995年是金山因盘古事件而最艰难的一年，也是正陶醉于高调计划的南方集团银行贷款受阻的一年，牟其忠开始以开具信用证的方式为公司筹集资金，张某的信用证成为“南德案”爆发的种子。

在以满洲里的土地使用证和“航二”卫星作为抵押后，南德集团仍无力偿还信用证，最终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信用证诈骗罪”正式起诉南德集团，被告人包括南德集团、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武汉 ...

在《大陆第一诈骗犯牟其忠》这篇地方文献被广泛传播后，牟其忠完成了从“首富”到“大陆第一诈骗犯”的蜕变。据说，“南德案”爆出后，身在国外的牟其忠不听劝阻，执意回国，因为他坚信自己是无辜的。

世界在“千年虫”担忧中迎来新世纪，牟宗宏迎来第三次入狱。这一次，他被关进了一座注定在中国监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监狱——武汉洪山监狱。

至此，牟哲熙的故事暂时结束，而其他三个人的故事则逐渐进入高潮。

改革开放的历史，以2001年为分界线，可以分为两个鲜明的阶段：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加入WTO后，与全球市场、技术、资本全面接轨的中国经济迎来了真正的繁荣，而其中“飞得最快”的行业之一便是房地产。

从广告业转行到棉纺织业并取得成功的闫志，是成功预见到房地产未来繁荣的人之一。2005年，他开始进军房地产行业，并投资了华中地区首个总部基地项目——首创企业社区。

同年，已经涉足房地产的兰世力开始把目光投向天空，获得中国民航局批准后民航刘德华简历，东星航空正式成立，兰世力以不到30亿元的资产，租赁、购买了价值120亿元的空客飞机。

这一年，是兰世立辉煌的一年。被誉为“中国民航第一人”的他，以20亿元身家，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70位，成为湖北历史上首位进入富豪榜的人。次年，他又以24亿元身家被福布斯列为“湖北首富”。

此时，兰世礼想到了同样“仰望天空”的牟其忠，2007年，他曾与冯仑、王石等一起到洪山探望牟其忠，为其讨回公道，然而令兰世礼没有想到的是，此次探望竟然是对自己“下榻”的一次“考察”。

王健林曾提出处理政商关系的八字诀：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可惜，曾在湖北、海南政府机关任职的兰世礼却没有这个意识。

金融危机爆发后，东星的资金链开始紧张，更重要的是，兰世立坚决拒绝了中航工业提出的以1元收购东星100%股权的报价，而这个价格是湖北和武汉两地政府都十分看好的，兰世立的提议也为东星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后来，兰世礼在狱中写下《东兴十八年》一书，写道“从我得到飞机的那天起，一切都改变了……转眼间，我有了与国家元首会面的机会，有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领袖平等交流的机会，我仿佛一飞冲天，站在天堂俯瞰世界。”

兰世礼忘记了，从荷鲁斯、宙斯、耶和华到玉皇大帝，能俯瞰天界众生的唯有神灵，人类若是想要篡夺神的职责，必定会落得惨不忍睹的下场。

最终，东星航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破产的航空公司，而“跌回谷底”的兰世立则因“逃避追缴欠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兰世礼从湖北首富到沦为阶下囚，只用了五年时间，就如母校里的樱花，盛开到极致，又迅速归于沉寂。

同狱情谊是世上最牢固的关系之一。兰世礼与牟宗琪以不同身份来到洪山监狱后，关系更加亲近。据说，狱友们经常看到他们在一起聊天。

洪山监狱因关押过牟宗琪、兰世礼、唐万新等商界巨头，有“监狱里的EMBA”之美誉，与北京秦城监狱并列为中国监狱之首。

兰世礼去洪山监狱探望牟宗琪那年，早已从盘古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整旗鼓做小软件、游戏的雷军，参与了金山在香港的上市，这声音好听极了。

四年后，闫志也体会到了这种声音的美妙，2011年，卓尔在香港上市，创造了香港主板市场第一只“武汉概念”股票、第一只批发市场概念股等多项“第一”，市值高达108.15亿港元。

随后，闫志成为首位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湖北企业家，担任卓尔控股董事长，资产达12亿美元，成为湖北首富。此外，他的头衔还包括“中国著名诗人”。

此时的卓尔集团已是供应链物业和交易服务行业的巨头，而闫志也和很多知名的商业巨头一样，拥有自己的足球队。在足球越来越受关注的当下，这不仅仅是一种投资，更是一次立场的宣示。

卓尔上市的同一年，雷军正式推出小米手机。

雷军在金山工作了16年，从实习生到CEO，亲眼见证了金山的起起伏伏，也亲眼见证了中国互联网从野蛮到蓬勃发展的时代。

金山上市两个月后，雷军辞去CEO一职离开金山，重回公众视野之时，他已摇身一变，成为创立小米的“雷军”，同时，他也以董事长身份回归金山，延续与金山未竟的缘分，完美诠释了“光荣归来”一词。

“盘古”的失败让雷军意识到，企业领袖只关注产品是不够的，优秀的企业家还必须是一流的营销高手。

于是，他在发布会上穿着乔布斯标志性的黑色毛衣和蓝色牛仔裤，用“为发烧而生”的广告词、iPhone的设计、饥饿营销的手段，让小米手机营收增长了3倍以上，年出货量突破1亿台。

雷军虽然输了与董明珠的赌注，但他赢了世界，被他定义为“新国货”的小米手机，同样拥有强大的海外市场，短短几年时间，小米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厂商。

2017年，雷军财富登顶湖北富豪榜，领先闫志295亿元。次年，他再次听到了11年前那美妙的钟声，小米成为港交所首家以“同股不同权”为必须的上市公司，港交所甚至为此定制了一把新锣。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对于阎志和雷军来说，是辉煌的十年，但对于牟宗琪和蓝世礼来说，却是苦涩的十年。

除了牟宗琪，王石在狱中探望的另一位老企业家是褚时健，后者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他应该是牟宗琪后半生最羡慕的人。

同样逃脱死刑的褚时健，在哀牢山2000亩荒山地上种植“褚如柑”，并在74岁时再次创业成功。

2012年11月，楚橙进京时，王石在微博留言：“巴顿将军曾经说过，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不是看他到达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后的反弹力。”

牟哲熙也表示：“历史要把我推上巅峰，就必须先把我扔进深渊。”

2016年，走出洪山“深渊”的牟其忠已经76岁了。“除了头发花白，其他都挺好，状态很好，还能再干20年，今年就从76岁干到96岁了。”

半年后，自以为“大势所趋”的牟启忠组织了“南德智能化文明生产方式研讨会”，意图重振南方。“再次从头开始，再次取得成功，将证明我的理论是正确的。”他还是那个坚信自己可以做到任何事情的牟宗宏。

2018年10月，最高法院决定对“南德案”民事部分进行复审，若改判，南德被扣押的资产将予以解冻或返还，这是牟宗宏东山再起的最大希望，他兴奋不已，开始准备开发满洲里，完成20多年前未竟的梦想。

在这个可以贷款到80岁的新时代，牟哲西确实还有资格抱有希望，但比牟哲西早三年出狱、曾谋求东山再起的兰世礼，却不再抱有这样的希望。

“市场还在等我，兰世礼。”出狱后的兰世礼一度拥有1700多名员工，数百亿资产。

“天上有九头鸟，地上有湖北佬。”这句话还有另一层含义：湖北人就像“死了还活着的蜈蚣”，哪怕被打败了，恢复元气后也不忘报仇雪恨、算账。

兰世礼就是这样一只永远不忘复仇的“九头鸟”。

兰世立在服刑期间，曾利用亲属实名举报武汉某领导，2017年指控上市公司新疆麦秋尔李氏三兄弟侵吞其持有的泰国东方航空股份，骗取其上亿元资产。

曲折的是，就在兰世利报案的第二天，广东警方通报称，兰世利涉嫌欺骗李某共同入股泰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并将李某所购股份及相关资金非法占有，涉案金额达3.5亿元。

警方还透露，在被强制监视居住期间，兰世利脱逃并偷越边境前往新加坡，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更让人伤心的是，兰世利因使用假护照入境新加坡被捕，被判入狱五个月，昔日首富再度身陷囹圄。

几个月前，远在新加坡的兰世礼忙着为自己辩解、鼓励：“我要向大家证明我的能力，是否能像身经百战的将军一样，在一次次跌倒后，一次次冲锋陷阵。我现在觉得，经历更多的挫折，对我来说是更大的考验，未来或许还有更大的成功在等着我。”

这些话听起来和牟哲熙的想法一模一样。

雷军曾说：“创业就像跳悬崖，只有5%的人能活下来。”现在看来，上了“红通”名单的兰世立，不太可能再跻身那5%之列了。

有幸跻身这5%的雷军，也有自己的烦恼。

2018年7月，雷军甚至喊出“让上市第一天买小米股票的投资者收益翻倍”的口号。但一年多后的今天，小米股价已“腰斩”。

发现雷军关注了知乎上的问题：“同为国产手机，为何华为是民族品牌，而在印度市场份额最大的小米却不是民族骄傲？”

雷军的焦虑显而易见，尽管小米刚刚入股TCL，并有望在大家电领域有新的突破。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在四十年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中，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焦虑，有人不甘放弃，每个人都被时代逼着向前冲，唯有未来。

正如阎志在《致四十年的信》中引用自己的诗《耳边的风》所说：

“再也看不到过去

原谅别人

我原谅了我自己。”

- 结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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